前一段，有媒體做過一次體驗式采訪，記者隨機跟一輛物流大貨車從成都到北京，結果發現，車主辛辛苦苦跑了37小時，不僅沒有賺錢反而賠了錢。據記者給車主算賬，這趟活拉了25噸家具(車輛荷載30噸，因此未超載)，收運費10200元。行程當中花去油費6100元，交過路費4972元，被罰款500元，不包含司機吃喝住宿等費用，硬成本支出就11572元，凈虧1372元。其中過路費已經占到總成本的將近一半。

類似的體驗不僅僅記者做過，有位全國人大代表在今年兩會上也反映了相同的情況：由于過路費過高，從大同拉一車貨到天津，不超載、無違規的前提下，凈虧3200元。

這些數據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高昂的過路費和日益升高的油價的雙重壓力下，司機要想生存，就只剩下超載一條路(在大家已經抱怨物流成本高企的情況下，提高運費顯然不具現實性)，司機超載已經不是為了多賺錢，而是為了不賠錢。這也是這么多年來，在全國因超載發生了那么多惡性交通事故的前提下，在公路部門、交管部門不遺余力的嚴厲打擊下，在明知超載會損害自家車輛的情況下，超載還是屢禁不止、屢打不絕的根本原因。

顯然，只有從根本上解決“不超載就賠錢”的怪圈，超載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罰款方式只能取得短期的效果。這些并不復雜的道理，難道有關部門就真的不清楚嗎？筆者認為，思想根源可能出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懶人作風”。要知道，在源頭上解決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遠比對具體行為罰款復雜得多。比如對超載罰款，收錢開票(有的甚至連開票都免了)可謂舉手之勞，而要通過協調高速公路收費問題、油價問題、運費等問題，從根本上解決超載難題，就要涉及多個部門，觸及多方利益，工作的復雜程度絕非“罰款”可比。因此，在一些人眼里，有簡單的做法干嗎還要勞神費力地選擇復雜的呢？雖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也不能說我不作為。于是罰款就成為主管部門最慣用的管理手段。

再往深里剖析就是短期行為。越是復雜的頑疾，根除起來就越耗時間，很難短期見效。如果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只抱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熱衷于短平快的，能迅速突顯政績的工程，那么，要為官數任才能造福一方的長遠大計，就不會有人愿意做了。結果越是復雜、越是尖銳的矛盾，就越容易被擱置或被掩蓋。

最后，不排除在管理過程中，有個別人動機不純，把罰款當成生財之道。對他們來說，治理超載不僅費勁，沒有超載反而少了尋租的機會。因此，他們樂得維持現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思維可能絕不僅僅存在于公路管理領域，這更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