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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途卡車司機（簡稱長卡司機）是指因從事長 途汽車運輸、最近三個月至少在外住宿三次的男性長途汽車司機或乘務員等，該人群存在著明顯的職業特征：人群的流動性比較大，過度的工作負荷， 慢性的工作壓力，不規律的睡眠模式以及長期與家庭和社會的脫離導致缺少家庭和社會的支持等，這些職業特征導致該人群在長途運輸過程中或者在一天緊張的工作之后常常會選擇毒品或者高危性行為進行放松，這也導致該人群成為性傳播疾病，特別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本文通過介紹國內外長卡司機人群中艾滋病的感染情況以及該人群中存在的一些高危行為，為中國長卡司機人群中艾滋病的研究以及防控工作提供參考依據。
國內外長卡司機人群中艾滋病的感染情況
2007年，研究者調查了尼日利亞南部低收入地區的100名長卡司機，艾滋病感染率為10%。在阿塞拜疆，于2004-2005年期間調查了國內來自21個國家的3763名長卡司機人群中艾滋病的感染情況，感染率為1.54%。在印度南部地區分別于2007年和2009-2010做了兩次針對印度國內主要交通線上長卡司機人群的調查，人數分別為2066人和2085人，艾滋病的感染率分別為 3.5%和2.5%。
在中國，于2009年調查了蘭州七里河區400名長卡司機，艾滋病、丙肝、梅毒的感染 率分別為0.25%、1.50%和0.25%。2004-2010年廣西憑祥市浦寨邊境貿易城的停車場2727名長卡司機人群中艾滋病和梅毒的感染率分別為0.11%和1.10%。于2012年報道的憑祥市同一停車場2008-2011年間的1600名長卡司機中艾滋病和梅毒的感染率分別為0.13%和1.75%。
影響長卡司機人群艾滋病感染率的因素
第一，時間因素，研究者發現從業時間在7年及以上者感染艾滋病的風險是低于7年者的17.3倍，進入該職業時未滿18歲者在與女性商業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時不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是滿18者的1.7倍，同時感染艾滋病的風險提高了90%。研究者發現離家時間在6個月者感染性傳播疾病的風險是離家時間小于6個月者的25.74倍，被調查者中年齡較大者收入較高，同時擁有更多的性伴侶，但是患性傳播疾病的可能性更小。
第二，性行為因素，主要包括商業性行為，多性伴和同性性行為等。調查與長卡司機相關的200名女性商業性工作者中患有性傳播疾病的占到17%，發生過商業性行為者擁有更多的性伴。而對于同性性行為，長卡司機人群中男同性戀艾滋病的感染率達到42.9%，同性戀感染艾滋病的危險是非同性戀的49.77倍。發生過商業性行為以及參與過干預項目的長卡司機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明顯提高。
第三，吸毒行為，長卡司機在與商業性工作者發生性關系時往往會吸食毒品，或者以毒品來作為性服務的報酬，商業性服務者中的吸毒者會陷入依靠提供性服務來滿足吸毒所需毒資的惡性循環當中，而對于不吸食毒品的商業性工作者則把毒品提供給那些吸毒者以換取現金。研究者發現長卡車司機中靜脈吸毒者的艾滋病感染率達到60%，靜脈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的風險是非吸毒者的341.25倍。每周都飲酒的長卡司機，吸食毒品的風險增加了1.44 倍。
第四，干預措施，在采取干預措施后，長卡司機在與商業性工作者發生性關系時， 安全套的使用率提高了10.7%。研究者發現在采取干預措施后，長卡司機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從67.1%增加到73.2%，艾滋病感染率從3.5% 降到2.5%。發現與商業性工作者發生過性行為者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增加了5.26倍，但是已婚者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則較低。研究者指出發生過商業性行為以及參與過干預項目的長卡司機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明顯提高。21%的被調查者與商業性工作者或臨時性伴侶發生過性行為，單獨駕駛、靜脈吸毒史以及既往性病史都成為發生高危性行為的危險因素。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中國長卡司機人群艾滋病的感染率僅為0.09%，要遠低于國外1.79%的感染率，也明顯低于報道的 0.19%的感染率。我國自1995年以來對該人群實施哨點監測，同時通過干預措施來提高人群中艾滋病知識的知曉率以及安全套的使用率等措施，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是，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的工作還有不足之處：我們研究的重點主要放在了與長卡司機相關的女性性工作者，而其他的包括多性伴、同性性行為和吸毒等危險因素則沒有受到相應的重視；另一方面，我國也 缺少針對該人群進行的全國范圍的調查，地區間差異也不并清楚。
研究發現，艾滋病的感染者主要集中在云南、廣西等貿易往來頻繁的邊境地區，由于長卡司機人群的流動性以及該人群中存在的感染艾滋病的各種高危行為，該人群在艾滋病的跨境傳播中扮演的角色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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